我还是愤怒青年
广西女教师“越级”报警救女学生,现状曝光:丢了工作改卖螺蛳粉
报警”救”了孩子的何思云,却因为“越级”报警,开始遭受无形的压力。何思云今年没有回老家过年。算下来,她已经离开家乡快四年。去年,父母也从老家广西贵港市平南县来了南宁,一家人算是整个搬离老家了。
27岁以前,何思云除了在桂林上大学的几年,都生活在老家。2014年大学毕业后,她开始在平南县思旺镇中心小学任数学老师。这是一份安稳的职业,她本打算在老家做老师,一辈子就这样简单平稳地过下去了。
但2017年5月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据《中国妇女报》,2017年5月25日下午,何思云在学校无意间听到有多名女学生在校外托管机构被一名谭姓男教师猥亵,她强烈建议校领导立刻报警,没有得到回应,她向时任县教育局局长反应,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得到回应。彼时,她已经在20分钟前自行报了警。
女童被猥亵事件后续得到了处理,谭某于当年9月以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该校校长也被免去职务,县教育局局长亦被诫勉谈话。
报警”救”了孩子的何思云,却因为“越级”报警,开始遭受无形的压力。事发不久,县教育局在核查教师资格证时,称何思云的证件为假证。而何是特岗教师,工作即将满三年,按规定,应该于2017年9月转正。忽如其来的证件问题,让她不能继续任职。当年9月,何思云离开家乡,前往南宁打工。
何思云的遭遇在彼时引起了巨大关注。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何思云是因报警而遭受了打击报复。《检察日报》曾刊文称:“关于何思云不能如期转岗和其举报一事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双方显然对此各执一词……但何思云的遭遇赢得如此之多的关注和同情,再次凸显了一个沉重的话题:法律对举报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仍不到位。”
如今,事情过去近4年,何思云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因为2020年12月底她发的一条微博。内容是她开了网店卖螺蛳粉。这条微博迄今为止已被转发了8200余条。
全现在联系到了何思云。第一次电话接通时,她声音沙哑,说自己已在柳州的螺蛳粉加工厂蹲守了两天。因为她卖螺蛳粉的消息突然在微博上传开,热心网友的订单陡然增加了3000多份,让她措手不及,眼看春节临近,只好加班加点,催促、监督生产。
她说,自己30岁了,已向现实低了头,更多是忙于生活。她也有着自己的年龄焦虑。如今,除了开网店,她还在写文章做着自己的公众表达。这个从未想到自己的生命规迹会因一次报警行为而改变的年轻人,正从自己的小世界抬起头来,望向更广阔的社会。

哈哈,你为什么需要多个有账号
女文青进藏不完全手册
首先得科普一下知识,藏族分三大部,如果你选择走青藏线,那肯定会遇到热情好客的安多部,他们善良勤劳,JB也大,从小吃优质牛羊肉使得他们耐力有保证,民风比较淳朴,打完炮还可能给你献个哈达,缺点就是比较保守,变换姿势不多,无法与时代同步。安多地区大文豪比较多,当你傍晚时分走在青海湖边,遥想起古代吐蕃与大唐在此交战百年,仓央嘉措在此圆寂,会有一种极度悲凉的感觉,忍不住吟诗两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当你沉浸在这样的悲凉时,会有淳朴的安多小孩跑到身边来,用纯洁的眼神看着你,然后从藏袍里默默的抽出一把藏刀跟你说:“阿洛!你把我们家的草场站哈了,给钱”。虽然比较扫兴,但给完钱后,你又能继续沉浸于此,望着金银滩热泪盈眶。
至于那些走川藏线的孩子们,你们很可能遇到康巴人,野史上康巴人属于雅利安人,Hitler还派调查团进藏收集证据,据说有许多外国女人来康区配种,战斗力强,江孜康巴军用冷兵器差点把东印度公司副总干翻,虽然身体比安多人还强壮,JB也很大,但是最好不要跟他们上床,他们有可能把你和你男友都操了然后拿你们的长焦镜头镂空做成奶茶杯,以前巴塘理塘贡觉的康巴人打劫成瘾,康巴老头们濒死之前拿着刀还在喊:“扶我起来试试!”,当年解放西藏的时候,康巴军在藏区各地袭击解放军,战斗力丝毫不比解放军差,比藏军正规部队强了一个次元,昌都最好玩,有藏区大荷兰的美誉,这里有康巴人的奇行种昌都人,因为这里康巴商人极多,既奸诈又凶悍,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新藏线我没走过,想起撸主我当年调戏一个维吾尔姑娘,她却用类似打伞的姿势向我弯起半个手臂,正当不解的时候,她大声跟我说:“这是我们男孩子的长度,没这么长JB就少跟我扯淡! ”此时撸主羞愧万分,想起古代我大吐蕃操翻整个西域,今天却被一回鹘女人这般凌(和谐)辱,瞬间想要剖腹自尽,以谢藏王。文青们可以感受一下,不过据说有人走新藏线,用一斤切糕一直走到了拉萨,是否属实我就不知道了。
最后的最后,到了圣城拉萨,就是卫藏娘炮们的地盘,这里经常上演矛与盾的对决,绝对会操翻你的康巴人和绝对不会被操翻的卫藏人在进行永无休止的争斗,女文青们可以跟他们做闺蜜,提到卫藏人,他们JB小,花样繁多,多数战五渣,历史上经常内讧,会跟你在酒吧大谈西藏沦陷的历史,一副悲愤亡国奴的样子,当年58叛乱,十万卫藏军在拉萨被解放军几个团轻松团灭,康巴人震惊之余慌忙组织部队掩护,才把卫藏残军护到了印度,从此卫藏人拥有了战斗的意大利人之称,以示他们的勇猛。
此外你们可能还会遇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藏族人的嘉绒人和白马人,爬山搬砖爱自残的民工之王夏尔巴人,认为男人就应该默默的奉献的备胎军团戈巴人。这些人的粗硬度我就不知道了,总之.......你们进藏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
作者简介:扬卡洛夫,藏族人,自称“自黑民族学者”

NASA毅力号火星车成功着陆火星
美国的几种城市治理模式
第一种,市议会-市政经理制。
这是美国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城市管理模式,实际是将城市政府看作一个公司机构,在行政理念、行政组织等方面进行企业化运作。
国际城市/县管理联合会(ICMA)2011年年鉴表明,美国中小城市中有40.1%采用这种模式,也被称作“弱市长制”。
这种模式的生命力在于将行政管理权相对过渡给受过专门训练、拥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使城市管理更加的规范化、科学化。同样,这也对市政经理人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城市经理职位空缺,市议会经常通过专门的猎头公司来寻找合适人选,一方面去其他市挖优秀的城市经理,另一方面也可能从目前市政各部门的优秀管理人员中产生。
市政经理一般任职3~6年,他负责很多人事安排,解雇一名雇员也需他批准。尽管他有这个权力,但在做决定前,一个谨慎的市政经理会非正式地征求市长和主要市议员和城市律师的意见,或者至少他在解雇此职员前,要知会市议会。还一定要避免被指责搞裙带主义。城市经理还要与城市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保持良好关系,如城市法官、学校校长等。还要做好与地区和州政府的联系人。
市政经理的薪水与城市规模的大小相关。小城镇市政经理年薪4万美元,大城市年薪20万美元也打不住。但也有一些小镇虽然不大,但因为位置环境等原因,房价超高,房产税也高,市政经理的收入就高一些。当然,市政经理一般还享受车补、房补等福利。
注:Tim Boyd说他自己是被“解雇”【fired】的,说明 Colorado市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的。Tim Boyd前市长只不过是个替市里干活的打工仔而已。
第二种模式,市长制和市政府制。
美国叫市长-市议会制,也就是“强市长制”,这一种模式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模式,这种体制下市长权力很大。有34%的美国城市采用这种模式,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城市,比如纽约、休斯敦、明尼阿波利斯等美国城市。这种体制下,市长是政治要角,是城市的行政首脑,市各部门直接向市长负责。市议会是城市的立法机关,当地法律明确市长与市议会的权责。市长是全职工作,拿工资,具有很大的行政和预算权力市长与议会的关系有点像联邦政府中总统与国会的关系。
注:一般来说,市长的工资没有上面第一种模式里的市政经理多,所以市长有第二职业并不稀奇。美国法律没有不允许,但要注意避免“利益冲突”,不然吃不了兜着走。
第三种模式 城市委员会制
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管理模式,只有不到1%的美国城市采用这种模式,大多是人口10万以下的小城市。这种体制下,选民选举委员成立小型的管理委员会,每个委员负责一专门的市政领域,比如救火、警察、公共工程、卫生和财政等。其中一名委员被指定为主席,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
此外,美国还有两种城市管理模式,都是适用于微型城市或小镇。
一个是镇会议制,所有镇居民每年至少集会一次,通过城市的法律和政策。在此次会议上,还要选出一个人或一个小组,来负责城市的日常运行,执行这些法律和政策。这种模式应该说是最纯粹民主的,因为所有合法选民都可以在当地政策制定中发声。目前还有5%的美国小城市采用这种模式,典型有马萨诸塞州的马布尔。
另外一个是镇代表会议制。与镇会议制类似,不同的是居民选举大量代表参会。每次会议都要先发通知,说明时间、地点和讨论话题。选出的行政委员负责实施这些政策。目前采用这一模式的美国小城也不到1%,比如缅因州的BOWDOIN、马萨诸塞州的莱克星顿等。
随着社会经济、人口结构和政治变革的发展,近些年来,上述5种城市管理体制不再像以前那样特点鲜明,不少城市已经采用混合模式,其中“市长-市议会”和“市议会-市政经理”模式混合现象明显。因为选民对城市行政管理走专业化路线深表赞同。
无题
夜凉如水冷风吹,酒香情浓人自醉。
孤枕难捱垂珠泪,何日良人伴我眠。
MediaMuxer编码h264流文件
MediaMuxer mediaMuxer;
Mapmap=new HashMap<>();
int save_x=0;
int time=0;
byte[]sps,pps;
int trackIndex;
MediaCodec mediaCodec=null;
class VideoToMp4 implements Runnable {
byte[] save;
int offset,length;
public VideoToMp4(byte[] save, int offset, int length) {
this.save = save;
this.offset = offset;
this.length = length;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int type=save[4]&0x1f;
//判断I帧,然后根据具体情况获取sps,pps
if(type==7){
for (int i = 0; i < save.length-3; i++) {
if(save[i]==0&&save[i+1]==0&&save[i+2]==0&&save[i+3]==1){
map.put(save_x,i);
save_x++;
}
}
int length_sps=map.get(1)-map.get(0)-4;
int offset_sps=map.get(0)+3;
sps=new byte[length_sps];
System.arraycopy(save,offset_sps,sps,0,length_sps);
int length_pps=map.get(2)-map.get(1)-4;
int offset_pps=map.get(1)+3;
pps=new byte[length_pps];
System.arraycopy(save,offset_pps,pps,0,length_pps);
}
if(type==7){
BaseStatic.videoisStart=true;
BaseStatic.savaInfoToSD("video is Start");
}
if(Build.VERSION.SDK_INT>=Build.VERSION_CODES.JELLY_BEAN_MR2){
if (BaseStatic.videoisLaunch&&BaseStatic.videoisStart) {
synchronized (mediaMuxer) {
if (x == 1) {
BaseStatic.savaInfoToSD("videoformat is set");
//MediaFormat 只设置一次,标志“video/avc”表示h264.这里不是MP4
MediaFormat videoformat = MediaFormat.createVideoFormat("video/avc", dect[0], dect[1]);
videoformat.setByteBuffer("csd-0", ByteBuffer.wrap(sps));
videoformat.setByteBuffer("csd-1", ByteBuffer.wrap(pps));
videoformat.setInteger(MediaFormat.KEY_COLOR_FORMAT, MediaCodecInfo.CodecCapabilities.COLOR_FormatYUV420Planar);
videoformat.setInteger(MediaFormat.KEY_MAX_INPUT_SIZE, dect[0] * dect[1]);
videoformat.setInteger("capture-rate", 30);
trackIndex = mediaMuxer.addTrack(videoformat);
mediaMuxer.start();
x++;
}
ByteBuffer byteBuffer;
byteBuffer = ByteBuffer.allocate(length);
byteBuffer.put(save);
MediaCodec.BufferInfo bufferInfo = new MediaCodec.BufferInfo();
bufferInfo.offset = 0;
bufferInfo.size = length;
time++;
bufferInfo.flags = MediaCodec.BUFFER_FLAG_SYNC_FRAME;
if(BaseStatic.videoisEnd){
bufferInfo.flags = MediaCodec.BUFFER_FLAG_END_OF_STREAM;
}
//时间戳必须递增
bufferInfo.presentationTimeUs = 1000000*time / 30;
mediaMuxer.writeSampleData(trackIndex, byteBuffer, bufferInfo);
if(BaseStatic.videoisEnd){
time=0;
x=0;
BaseStatic.videoisStart=false;
BaseStatic.videoisLaunch=false;
BaseStatic.savaInfoToSD("mediaMuxer is stop");
mediaMuxer.stop();
BaseStatic.savaInfoToSD("mediaMuxer is release");
mediaMuxer.release();
mediaMuxer=null;
}
}
}
}else{
MyMethod.ShowDialog(getActivity(),"您的手机版本太低(<4.4),无法录像");
BaseStatic.videoisLaunch=false;
BaseStatic.videoisStart=false;
mediaMuxer=null;
}
}
}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慧眼卫星团队宣布,慧眼卫星发现首个跟神秘的快速射电暴相关联的X射线暴,确认其来自银河系内的磁星SGR J1935+2154。
这一发现,证明快速射电暴可以起源于磁星爆发,破解了快速射电暴的起源之谜。
确实,我对上海印象最差,因为出站一出来就看到几个一身横肉,满脸流油,流里流气,痞子一样的警察,回到上海滩一样,立刻对上海好感全无,只有反感
对深圳也无好感,因为第一次去深圳华为出差,在楼下休息,居然被偷皮鞋👞,这治安,服气,现在应该没这个问题了。但是对深圳也无恶感。
对北京,印象最深刻的是沙尘暴……街头无美女,美女全在高档酒店里,当年留在北京,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
广州兼容并包,算是不错的了。
20年前特喜欢现在城市的市容市貌,现在是……啧啧啧,人太多太挤了。
杭州,一个不错的城市!
年轻人,就要去南方闯荡
导言
当下,越来越多年轻人决定向南走,在那里的城市安家。迁徙总是从一次停顿开始,以生活的某种重启作结。在中途,人们推翻曾经的蓝图,试图给出未来的新答案。
01
一盏灯灭了,一盏灯亮了
从北京迁居杭州的一天,张瑜就接收到杭州城对她散发的善意信号。
刚出萧山机场航站楼,一位黑车司机招呼张瑜上车,问她想去哪里。张瑜拒绝了黑车司机,叫了一辆网约车。电话来了,网约车司机让她到二楼停车场等车。她从一层往上走,上面一层却是三层,张瑜迷路了。只能原路返回,遇到刚才被她冷脸拒绝的黑车司机,四周人少,她只能上前求助。没想到对方爽快友善地了教她怎么走,没有再提刚才的事。
第二天,张瑜的猫也到了。一只加菲猫,一只英短,都是她在北京养的宠物,离开北京当天,她先把猫送去火车站托运,随后自己搭飞机先抵达了杭州。航空箱装着两只小猫在铁路上飞驰了一天一夜,终于和它们的主人重逢。
猫放进了张瑜在杭州新找的租住处,箱子里只剩下两只猫一天一夜的排泄物,味道难闻又无法遮掩。张瑜提着两只航空箱走到楼下,一个送生鲜的外卖小哥经过,她问了嘴箱子往哪丢,小哥直接把箱子放到自己的三轮车上,说会帮她处理掉——这是来自杭州的第二份善意。
傍晚,张瑜带猫去洗澡的时候一句话从脑子冒了出来:“这是我的城市。”才是她到杭州的第二天,这种感觉,她在北京生活了三年从来没有过。
02
三年前,她离开故乡到北京定居。在北方的记忆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冷冰冰。去餐厅吃饭,服务员总是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疏远。去坐地铁,一次张瑜的朋友由于扫二维码的方位不对,无法进站,张瑜和朋友从不同方位扫了多次,电子闸机一直显示“扫码失败”。无奈之下,她们转向一旁的工作人员请求帮忙。对方已经看了她们许久,他拿过朋友的手机扫了一下,电子闸机打开了。
离开北方奔赴南方,对张瑜来说不是一件难以割舍的事,离开前只要好好和北京的朋友告别,便没有什么遗憾。
从2016年开始,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每年持续减少10万人以上。到2020年,这座城市的常住人口缩减至2300万以内。人们带着未能落地的户口搬离北京,更多人把目光锁定在南方。深圳、杭州、成都、广州、长沙等城市,成为年轻人定居常见的选择。
北京曾寄托着张瑜的梦想。她少年时期大部分关注的意见领袖都定居在北京,张瑜向往着,到北京工作,和这些曾指引她的意见领袖生活在同一城市接受一样的环境熏陶,可以帮助她在智识上快速成长,也能靠近一批价值观契合的陌生人。
只是,当张瑜真的在北京实习、入职,她才发现自己忽略了现实的骨感。媒体行业早已度过了黄金时期。媒体从业者的工资和十年前相比没有显著增加。真正在一个城市站稳阵脚的象征是户口,在北京,这是她难以企及的目标。张瑜开始怀疑在北京做媒体工作的意义。
对北京生活的期望渐渐熄灭,另一盏灯光则逐渐亮了起来。
在北京的第三个中秋节,张瑜到杭州旅游,第一次感受到杭州的吸引。这个南方城市空气湿润,在高楼大厦的一侧就是西湖,工作累了还能泛舟湖上。在杭州享受生活,也许这才是自己一直想要的。在2020年,她转换领域,往杭州的互联网公司投了几份简历,成功入职杭州一家公司,去了南方。一个月后,她的户口落地杭州。
女孩何湾记得2017年冬天的北京,它启动了胡同整改计划,一块封条贴在了何湾所在公司休息室的外窗上。午餐归来,何湾和同事沿着鼓楼大街临街的几条胡同溜达,在这条他们每日午餐都会走过的路上,他们发现往日开门待客的咖啡店、零食店、小卖部都被拆除了,往日聚集在店内外聊得火热的大爷大妈也不见人影。他们一时迷路,不知该往哪里拐弯。
随着原来的小店们骤然消失,过往的生活轨迹就这样被抹去了,事先不会对何湾他们打招呼,何湾对这个地方的确信感裂开一个口子。
何湾曾经确信北京是最好的交付青春的地方。2016年,她在上海读完大学后不久便来了北京,入职一家文化市场咨询公司。
在何湾打开视野的那几年,北京一直是互联网文化传媒公司的聚集地,几乎每周都会有为青年举办的沙龙、现场和市集。起初,何湾挤出时间参加过几次活动。后来青年活动越来越少,她也被钉在工作时间表里,与这座城市的关联愈发减弱。
一度,她寻找过和这座城市的连接感。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以超乎外人的细心与耐心,去了解、观察这座城市不被大多数人知晓的一面。
2018年五月,何湾和同事在东四十条聚餐到夜里11点,几个人顺着胡同里的小路一直走到内务街一带。那几天,《十三邀》正在播与姜文对谈的一期的预告片,提到姜文长大的地方正是内务街11号。他们决定趁夜色去姜文的祖宅附近转转,借此了解大大的北京城里,尚未被大多数人留意的角落。逛完已是凌晨两点,几个人又去便利店买了低度数瓶装酒,沿着胡同边走边喝。最后,大家凑在一位同事家里看完了那期完整对谈。
03
把自己放进另一种生活
半年前,何湾决定要从北京移居成都,她把这称为“行使退出权”。早在北漂第二年,她就患上间歇性湿疹。这是一种慢性病,两年来她不断涂药,想要控制病情,但事与愿违,反复发作。何湾找不到准确的病因,把这归结为身体向她传递着某种信号,觉得也许自己应该顺应这种提醒,换个城市,调整身心状态。
于是,她做了决定,离开北京。
至于为什么目的地是成都,直接原因是,她的男友在成都寻了份工作。如果不是成都,何湾猜,自己可能会去福州。但何湾也坦承,早在决定迁居成都前,她就被成都闲适的气质吸引。数年前她到成都出差,撞见几个阿姨坐在星巴克咖啡厅门口散座上打牌,这个画面一直印在她的记忆中。在她的理解中,它提示着成都城的生活拥有“生活本身的活力”。
正式定居成都的第一天,何湾和男友到郊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之后,她跑到街边吃了碗米粉。粉店的餐桌在马路边上,桌上放着辣子,她学着当地人那样,加了几大勺,入口的辣味和南方的湿润空气混在一起,她形容这是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从那一刻开始,何湾开始尝试把自己放进另一种城市的生活模式中,在这段自己造出来的闲适生活里,想慎重确定自下一份工作的方向。
这个过程没有想象中简单。身在闲适的成都,北京留给何湾的身体记忆难以抹去。
在成都疯玩一周后,何湾习惯性要求自己按上班时间作息,尽管不在北京,她也要求严格,不能接受自己睡过头,每当恍神便会产生负罪感。为了尽快找到未来的工作方向,她开始阅读书籍。在北京时她是研究员,沿袭了那时的阅读习惯,她看书的方式很赶——只看逻辑,跟着文章一步步推理,这样能帮助她用最快速度掌握全书信息,却无法让她沉下心来去感受新领域的细节。
意识到“赶”的潜意识绊住了自己,何湾试着每天默念“不必赶”,来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她控制自己不设闹钟,为了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她开始控制自己专注地阅读小说和诗歌,那是她在北京从不读的文体,阅读起来急不得。
何湾住的小区周边有一片树林和一条河。某次散步中途,她误入附近老小区,抬头看见工人正修剪绿树。她拍下眼前的场景,觉得这处景色是自己在“不急”上有所进步的证明,由衷地为自己高兴——近五年来,她第一次注意到实实在在的冬天景色。以后,提起“冬天”这个词,她能想到的不再只是北京冬日里枯黄的枝干。
04
另一个年轻人阿影,在北京攻读古代汉语硕士研究生毕业后,2019年南下深圳成为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师。
安全感,是阿影在南方寻到的新感受。阿影选择深圳的理由是,这里给了初出茅庐的他积累财富的机会——从2017年起,深圳的学校普遍承诺教师年薪30万。
尽管读研时,导师不吝啬表达看好阿影未来读博的可能,但阿影自己看来,他没有坚定地想走这条路。在他的考量中,读博除却学术上的价值感,继续做学术研究没办法给他带来更多。相反,它意味着阿影未来几年经济上的拮据和学术研究带给他的疲惫。2020年毕业季,经历了疫情之后,阿影愈发坚定地想结束学业,找份工作。
阿影考取的教职,在深圳市福田区一所初中,学生大都是周边城中村里的孩子。第一学期,阿影接手一群刚升上初一的学生,他从头开研究课本、参考书、教案,批阅作文作业时,还给学生一个一个圈错别字、逐句修改用词造句。对“资深学生”阿影来说,教书就这么骤然成为了生活的新核心。
新入职的老师们常一起合计工资、福利、社保加起来够不够校方承诺的30万,阿影由此得知公积金可以被提取,每个月工资连同提取出来的公积金全部攥在手里,让他感到安稳。
某次下班后,阿影和老师们一起学校旁的城中村里聚餐,几个同事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街头,一桌人说说笑笑,吃重庆小面。阿影忽然冒出一个具体的想法:“这里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对小慧来说,去南方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在动身前往之前,她在2016年春节后去了成都考察。而决定扎根成都,则花费了两年时间。
2016年,小慧在成都软件园园区食堂发现员工花十几块能吃到正宗的四川菜,小慧享受着美食,听见大家聊着“用户运营”、“产品bug”等一系列跟互联网相关的话题,氛围与北京中关村无异,小慧一下子对成都有了信心。更吸引小慧的是,带自己考察的朋友也在此工作,她的薪资比在北京只低了一千块。没过几天,在一家星巴克里,一位互联网公司高管看了小慧在北京的从业简历,承诺年后会有岗位空出。
回到北京,小慧决定提出离职。
然而,在成都的第一年没有想象中顺利。那位公司高管承诺的岗位迟迟没有空出,小慧不得不另谋工作。受学历所限,小慧无法到互联网大厂就职,抱着希望面试了几十家互联网公司,有次还险些被骗进传销组织,成都的另一面在小慧面前铺开。
第一年,小慧就因不适应换了两次工作。她习惯在北京暴走,但成都的地铁里,人们的步调不紧不慢,令她时常有种在人堆里被卡住的感觉。排队时她想大声告诉所有人:多分出一条排队队伍吧,这样大家马上就能通过安检。
但小慧热爱成都工作之外的生活。她加入了一个“本地青年吃喝玩乐”微信群,下班之后,小慧和群友每周两次相聚在不同的火锅店,这样的快乐,人均只三、四十元。吃罢火锅,她也喜欢去看音乐现场,在音乐里徜徉再晚也不怕,因为从整个成都离家最远的体育中心打车回家,花费也不超过70元。
2016年11月,小慧借工作便利拿到一张赵雷演唱会的票。当时,《成都》还未成为赵雷的主打歌,演唱会上,他一首一首唱着在北京的追梦和心酸。小慧是赵雷的歌迷,对歌词深有同感。那晚,她在赵雷的歌声中回忆着在北京的三年、在成都的一年,没有人注意到她一会哭、一会笑。
05
2018年年底,小慧终于找到了心仪、稳定的工作。之后,她陪老板看一间位于成都市区三环的样板房,房子四十平米左右,上下两层,精装修。由于产权时间短,整套房子售价80万左右,她当晚便把房子定了下来。那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标注着又一个年轻人生出了在成都落脚生根的念头。
图片
为了下一代
带着孩子上飞机前,四川人蒋珊在T2航站楼的卫生间哭了一场。
这位年轻的母亲舍不得离开北京。起飞前,她发了条朋友圈告别北京,最后一句是:“要经过这里四季的和煦温柔、暴烈残酷,才有资格说:我曾经属于这个城市,我曾在这里不顾一切地活着。”
往前数十年,蒋珊在天津读大三,每个月都要坐高铁到北京。她喜欢把自己的周末安排在北京,她和在北京读大学的朋友见面,到大学里听公开课,逛南锣鼓巷,晚上住在青旅,每个周末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大学毕业后,蒋珊如愿在北京寻了工作,也收获了爱情。结婚——生子——离婚,蒋珊在北京就这样生活到了2020年。这一年,为了孩子落户,她不得不离开这座她追逐了10年的城市,到成都投奔父母。
实际上,自孩子从2016年出生,蒋珊便开始忧虑孩子要到哪里入学。那时她就隐约感觉自己最后可能会离开北方。
蒋珊曾是资深的教育报道记者,对全国教育资源的分布谙熟于心。孩子能在北京城区读书当然是最好的,但孩子缺一个北京户口,只能当借读生。她查看升学率、生源品质、入学条件等一系列指标,知晓成都的教育资源,比北京周边的几个大城市还优秀。加上自己的父母就在成都,蒋珊意识到,带孩子回成都上学是理性上的最优选。只是蒋珊舍不得离开北京。2018年,蒋珊一家还在天津买了套房子,计划让孩子到天津读初中。
之后,经历了离婚,蒋珊对北京的牵挂减少了。孩子被法院判给自己时,也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索性带着孩子到成都落户,买了套学区房,期望成都给她本人新的牵挂。
2018年,北京有近30万外来者选择离开,阿静和家人也其中。
当时,距离阿静的孩子读小学还有五年,阿静夫妇在纳税额排名中并不靠前,全家人因此看不到在北京落户的希望。阿静咨询过自己就职的商业银行能否帮助家人落户,得到的回复说,每年行里的落户名额有限,阿静的条件很难排上队。如果拿不到户口,阿静的女儿就无法在北京正式入学。
推动阿静的另一个原因是远在甘肃的父母。阿静的公公曾被高血压带来的并发症折磨,老两口通知了所有子女,唯独没敢通知在北京打拼的阿静夫妇,老人觉得他们两人在北京打拼,每年能抽出时间回家探望已属不易,不愿再给他们添麻烦。后来得知这件事,阿静和丈夫生出一种缺席的愧疚和遗憾。
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冒了出来:人活一辈子,究竟想要什么。阿静和丈夫意识到,他们双双在银行工作十年,朝九晚九,日渐麻木,周末和年假不知何时成了生活唯一的盼头。十年下来,生活就像一个空挂的车轴,它永远转动着,却没有方向。
眼见着女儿接近入学的年级,为了女儿能够顺利入学,夫妻俩想在北京之外能够落户为孩子办公立学校入学的城市。当时阿静的公婆每个月都到成都看病,为了照顾老人方便,他们决定去成都落脚。
2020年3月份,阿静在网上看了几套成都的出租房,趁周末飞过去,挑了一套周边环境最好的,租了下来。一家人中,第二个飞去成都的是阿静的父亲,他负责去做房子的装修。10月份,阿静花两周时间打包全部家当,办理物流托运,抵达成都。
阿静的父母也搬到了成都。每天早上八点半,他们送孩子去幼儿园,回家后,阿静开始练习英语,以便自己能监督孩子学习英语发音。到了中午,阿静和父母一起吃饭,偶尔拌嘴,等时间走到五点半,就去学校接孩子,送去课外班。一到节假日,夫妻俩便开车到甘肃文县去看望丈夫的父母,走高速,4个多小时就到。每次去甘肃,阿静夫妇都旁敲侧击地试图说服老人到成都一起定居。
阿静夫妇的生活,开始围绕家庭的未来转动。
唯一未能满足的是乡愁。阿静怀念东北老家的麦子和山,最重要的是冬天有雪。她计划着,等孩子长大、自己老了,还要回到东北老家去。
06
放弃的、选择的
奔向南方,对一些人来说,是一次追求理想而稳定生活的尝试。
在2020年,有100万人首次抵达杭州定居;从1月到10月,30.9万名本科毕业人才落户杭州。他们未满35岁,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活力来源。在深圳,2020年则意味着吸引新增户籍50万人的指标。对年轻人来说,落户于此即可凭借全日制学历拿到生活补贴。时代红利让从北方来的人燃起希望。
站在人生的新阶段,孟玛发现北京对自己的吸引力逐渐贴近于0。
2020年夏天,孟玛在北京的房子临近续租日期,恰逢公司改组,如果留在北京,孟玛将开始一段新的上班族生活。临近三十岁,她发现身边同龄朋友开始有自己的小家庭、小圈子。曾经,二十岁出头的她们相互依靠,随后,大家陆续步入新的人生阶段,只有她为了记者的自由独自打拼。她并非不需要连接,她的男友和亲戚都住在深圳,剩下的只有同住在北京的朋友。其他的好友,大家时常在微信群里联系,却因为忙碌和交通不便极少见面。
在北京,被困孤岛的感觉压过了所有。
就这样,2020年,在离开深圳到北京工作了两年后,孟玛还是折返回了深圳。在租住处,小区旁边一片闲置的工地上,她和邻居在那里开垦了自己的小菜地。这块地有6平方米,孟玛学着邻居的样子施肥撒种。她在淘宝上下单各类种子,吃了几个月自家种的茄子、辣椒、玉米,直到施工方重新圈起地盘。植物的生长速度比想象中快很多,孟玛甚至种下向日葵,把花盘背面的籽抠出来晒干,自制瓜子。离职后的头三个月就这样被治愈。
回深圳修整半年后,一份媒体团队领导的工作找上了孟玛,她从独自伏案写稿的生活中走了出来。
深圳的交通较北京更为通畅,孟玛曾经用二十分钟走了十几公里,从福田区到达南山区与朋友相聚。在坐车途中,她突然意识到以前在北京的马路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孟玛开始留心着生活中的投入产出比,相比于在北京不计成本的生活方式,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应该投入到最重要的地方。为此,她给自己定下新的人生目标,用三年时间攒下三十万,用于房子的首付。
对于自己愿意舍弃什么,熊蕾找到第一份工作时就开始思考了。
2016年,在杭州工作两个月后,熊蕾第一次梦见在北京读书的日子。即将拿到硕士学位证书时,她接到北京一家知名公司的入职邀请。在校招微信群里,人事为了让大家尽早把三方协议合同寄送到公司,承诺所有新人:约前一百名成功寄送三方的人,都能在北京落户。
熊蕾的顺丰速运从早晨八点半开始寄送,而落户的真实条件在十天后被宣布。当时,人事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告诉所有新人:只有专业为工学、计算机等理工科的学生能够落户,学文科的人则没什么可能。那一刻,为了留在北京而做的所有尝试都被这句话抹杀,她感受到强烈的荒诞。“留在北京”失去魅力,她索性向人事提出申请,要求公司把三方协议寄回学校。两个月后,就在杭州谋得了一份在互联网大厂的工作。
2016年,杭州的房价已经开涨,均价尚未超过每平米3万,熊蕾和男朋友在主城区买下一间90平米的新房。和在此安家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用来支撑房贷的是一份996作息的工作。入职第一个月,熊蕾每晚加班到十二点,每周休息一天。由于不适应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办公室政治,她每天必须在下班回家后哭上一场,情绪稳定后,重新拾起对明天的信心。
在杭州,新房往往在成交后两至三年正式交付到业主手中,这是经济加速运转的方式之一。与这座城市一同加速的还有人。等待房子的三年里,熊蕾的薪水涨了25%,为此她多次加班到凌晨两点直至身体不适。不上班时,新房周边的邻居常拉着熊蕾聊教育,大家把目光投向即将出生的孩子,一种新的焦虑已经越过当下,直达五年后。
同时,熊蕾的另一只耳朵也听到互联网大厂业内流传的“35岁失业”说法。彼时,她和男友即将满30岁,结婚生子自然地进入日程,如果扎根杭州,他们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边是巨额花销,一边是失业危机。熊蕾算了一笔最悲观的账:五年以后,如果自己的收入不足以承担房贷和育儿,或是干脆遭遇裁员,生活一定会陷入麻烦。
夏天时,他们去了两次成都拜访朋友,寻找杭州以外的可能性。结果,他们发现所有朋友都活得比自己松弛。熊蕾突然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更像个成都人,从没有暴富的野心,只想活在当下。
07
2019年年中,受益于成都市推出的“蓉漂计划”,熊蕾和男友凭借毕业证便在成都即刻落户。他们在天府公园旁边订下一套房子,脑海中冒出一个念头:要在新房子里养一条狗,有空就牵着狗去公园里遛弯。
按照计划,熊蕾和男友2023年就能查收成都的新房。
迁居那天如何度过,熊蕾的男友构思许久。目前的方案是,他想向老板辞职,告诉对方:“我再也不打工了!”随后,打车到航站楼就寝,等待登上去成都的飞机。

